1.古代医德典范

医祖扁鹊 “妙手回春、出神入化”

　　扁鹊，战国时代名医，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中医“四诊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

　　扁鹊的医疗技术也十分神奇。《史记》记载，一次，扁鹊带几个学生路过虢国，大街小巷都传太子已死。扁鹊走到宫门前，问国王身边的中庶子关于太子的事情，中庶子说，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突发暴病，造成内脏受伤。扁鹊又问，什么时候死的，是否下葬。中庶子回答，死去半天时间，并未下葬。扁鹊听到这儿告诉中庶子，请转告国王，大夫秦越人愿意为太子看病。虢国国王听说有大夫要医治已经死去的太子，亲自接见扁鹊，叙述了太子的病情。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太子还有呼吸，鼻子还在微微振动，顺着他的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见到太子后，扁鹊通过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太子得的是一种尸厥，并不是真死，并马上开始施救。扁鹊让学生子阳在太子头顶的百会穴实施针灸，然后又配了两副热药，让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在太子腋下不断地熨烫、摩擦，很快，太子就呼吸正常，活了过来。这时候，扁鹊又配了药让太子按时服用，20多天后，太子完全恢复。

　　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最能体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一次，扁鹊见到蔡桓公后说，您的气色不好，要赶紧医治。桓公不以为然扁鹊无奈离开了。10天后，扁鹊又看到桓公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赶紧医治，不治将会发展。桓公还是不以为然。又过了10天，扁鹊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严重。桓公依然不治。第四次扁鹊又看见桓公，一语不发，转身就走。桓公赶紧派人追问，扁鹊说，国王已经病入骨髓，我也没办法。几天后，国王果然浑身疼痛，于是派人寻找扁鹊。这时扁鹊巳经跑到了秦国，桓公很快就死去了。

　　扁鹊名震天下，是一个全方位的医学家，他能够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要求来做治疗。如他在赵国发现当地很多妇女有病，就开妇科门诊;在洛阳发现当地的很多老人眼睛、耳朵有病，就做耳鼻医;发现秦国很多小孩得病，就干小儿医。司马迁评价扁鹊“随俗为变”，所以扁鹊被人们所尊敬。

建安董奉“春暖杏林”

　　董奉高明医术和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也成为我们后世的典范。

　　中医又被称作“杏林”，赞誉医生的医德、医术，就可以说他“誉满杏林”。“杏林”这个词起始于东汉建安时期的董奉。

　　董奉(220～280)，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张仲景、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医”。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收费，治好后只要求病人在他的住宅周围种杏树。轻症愈后种一棵，重症愈后种五棵，不几年，竟种了十万棵。等杏树挂果，董奉并不卖，而用来换粮食，一斗换一斗。他在杏林中建草房置竹囤，兑换者自将粮食倒入竹囤，摘一斗杏而去。换的粮食则用来赈济穷人，穷人们盛赞董奉仁义。董奉居杏林，后来，人们将医药界的善事美谈称为杏林佳话，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来赞誉医者的仁心仁术。现在，在董奉的老家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龙田村，还植有成片杏林，建有董奉草堂。

　　除了“杏林”的典故很外，董奉还有其他神奇的故事流传下来。据传说董奉所在县的县长为官一任，调任他乡，50年后途经故地再见董奉时，发现董奉容颜一如往日。更神奇的是，董奉南游交州(今广东广西)，交州刺史垂死，就是快要死了，三日不醒。董奉喂药三丸，灌水，摇其头，将药丸冲下。一会儿，手脚似动;再一会儿，脸上有了颜色;半日，能坐起;四日，能说话。这在古代就叫起死回生。

　　董奉在庐山住下来，一如在老家，看病不收钱，只让种杏树。后来董奉得道升仙，妻子儿女靠杏林为生，却有老虎守护杏林。此虎亦为董奉所救，护杏林以报恩。传说此虎猎食未吐骨头，鲠在喉咙，向董奉求救。董奉胳膊套上竹筒伸进虎口取出骨头。据说后世游走乡间的郎中套在手掌上的环铃就是由董奉胳膊套竹筒演变而来，这环铃不叫“环铃”，医界称之为“虎撑”。

　　董奉高明医术和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也成为我们后世的典范。

　　华佗不求高官厚禄，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医效民。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他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早在1700多年前，华佗就首创出“麻沸散”这一中药全身麻醉剂，并应用于腹部外科手术。进行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和全世界是第一位。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的中药麻醉均是在其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有很深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

　　华佗医德高尚，主动为人治病。一次，他路遇一“病咽塞”患者，便立即“驻车往视”，让病人内服“蒜韭大酢”，病人服后，即吐一虫，病痛皆除。华佗医风廉洁，许多患者康复后，前去感谢华佗，华佗待如亲人，但拒绝收礼。

　　华佗认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使人健康长寿。他常教诲其弟子及其周围群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禽兽的活动姿态，创制了一套体操，名"五禽戏"，可使头、身、腰、背、四肢等各部位及关节得到活动。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医疗健体操，开创了我国及世界上医疗保健体操的先例。其弟子吴普坚持"五禽戏"锻炼，活到九十余岁仍"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其弟子樊阿操练"五禽戏"，竟"寿百余岁"。"五禽戏"影响颇深，历代依法锻炼者从不乏人，至今仍有专门研究者。因此华佗和他的"五禽戏"在体育史上、养生学上都占有极高地位，"戏"传八方，名震四海。

　　华佗不求高官厚禄，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医效民。他曾多次谢绝朝廷命他做官的征召，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晚年，华佗被曹操强令征召去许昌，专为朝廷官员治病。曹操患“头风”久治不愈，华佗为其行针刺治疗，疼痛立止。曹操强留他做待医，华佗不肯，乃托故告假回家，拒绝返回朝廷，竟惨遭曹操杀害。华佗临死之前，在狱中“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此书可以治疗治愈病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与，索火烧之。”因此，华佗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珍贵医书，就这样一焚成灰，未曾流传下来，成为医学界的一大损失。

　　张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享年69岁(公元150-219年)，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他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时，秉公办事，两袖清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却致力于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德行，后来他不满于当时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官场黑暗，愤然告老还乡，为广大百姓治病。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对来就诊的患者，不分亲疏和富贵贫贱一视同仁，挽救了无数的性命。

　　东汉末年，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无辜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刺激造成的。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 ‘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张仲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为了使更多的病人能从巫术迷信中解脱出来，早日康复，张仲景刻苦探索，创立了许多新的医疗方法。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排不出，吃不下饭，很虚弱。张仲景仔细做了检查，确认是高热引起的一种便秘症。当时碰到便秘，一般是让病人服用泻火的药。但是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如果服用泻药，他会经受不住。但不用泻药，大便不通，热邪无法排除。怎么办呢?张仲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一种新的尝试：他取来一些蜂蜜并将它煎干，捏成细细的长条，制成“药锭”，慢慢地塞进病人的肛门。“药锭”进入肠道后，很快溶化，干结的大便被溶开，一会儿就排了下来。大便畅通，热邪排出体外，病人的病情立刻有了好转。这就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这种方法和原理至今还被临床采用，并拓展到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

　　还有一次，张仲景外出，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叹息，有几个妇女在悲惨地啼哭。他一打听，知道那人因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就上吊自杀，被人们发现救下来时已经不能动弹了。张仲景得知距上吊的时间不太长，便赶紧吩咐把那人放在床板上，拉过棉被为他保暖。同时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蹲在那人的旁边，一面按摩胸部，一面拿起双臂，一起一落地进行活动。张仲景自己则叉开双脚，蹲在床板上，用手掌抵住那人的腰部和腹部，随着手臂一起一落的动作，一松一压。不到半个时辰，那人竟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张仲景关照大家不要停止动作，继续做下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清醒过来。这就是现在在急救中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

　　饺子原名“娇耳”，是张仲景首先发明的，当张仲景返乡途经白河岸边时，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回到家，他心里总挂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穷百姓。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娇耳”、“饺子”或扁食。从此乡里人与后人就模仿制作，以后渐渐形成习俗，在冬至和大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1400多年的历史让饺子在老百姓心目中扎下了根。饺子渐渐成为中国饮食的代言词。

　　唐代名医孙思邈，京兆华原人。少时因病学医，对医学有很深的研究，并涉猎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典。一生救人无数，自己也寿逾百岁，被后人尊为药王。人们为求安康，全国各地都有供奉药王的庙宇。花山、青龙山一带也曾建有药王庙，塑有孙思邈的神像，香火旺盛。

　　孙思邈医术高明，视病如亲，一日孙思邈在馆中闲坐，闻听大街上人声扰嚷，伴有哀哀哭声。循声望去，见一行人抬着棺木，后面有人哭泣。棺木下面，鲜血点滴落下。孙思邈出门看到此景，高声叫抬棺人住下，说：“人尚未死，怎么就可出殡。”出殡的队伍停下后，孙思邈说：“人尚未死，一定能救。”出殡的是一位产妇，其丈夫说：“难产已半天了，早已没有了气息。”孙思邈说：“开棺看看再说。”死者半路开棺是不吉利的，产妇的丈夫不同意。孙思邈说：“我以性命担保，赶快开棺!晚了就真没救了。”产妇家属只好开棺让孙思邈看。开棺后，见产妇面色清白，毫无气息，孙思邈号了脉后，取出药包，抽出一支银针，对着产妇的肚子扎了下去，只听产妇呻吟了一声，渐渐缓过气来。随后，棺中传出婴儿啼哭，一家人大喜，一齐跪倒给孙思邈叩头。齐声说：“感谢神医，起死回生，一针救了母子两条人命。”孙思邈连说：“诸位请起，救助苦难，本是医家份内事，不必客气，赶快回家照顾病人吧。”事后，郡守裴绪闻讯赶来，一是祝贺孙先生又做了一件感天动地的善事，二来感谢救了本郡平民的性命。两人寒喧之后，在医馆品茶，裴绪问：“先生怎知那产妇没死，又怎么能一针救了两条人命?”孙思邈说：“我在馆内闲坐，听外面哭声甚哀。当即出去观看，见棺内有血水滴出，血色鲜红。只有健康的活人流出的血，才这样鲜红不凝结。若棺内是死人，即便有血水流出，也是有腐臭味，血色暗紫带血块。一问是产妇，所以我断定此人仍活着，一定能救。”裴绪问：“怎么你一针刺下，就使产妇苏醒，婴儿降生?”孙思邈诙谐地说：“那孩儿不愿出生，一手抓住他母亲的心系子，把他母亲痛晕了，自己也降生不了。我一针下去，正好刺中那孩子的手心，那孩儿手疼，自然就松了手。他母亲也就醒了，那孩子也就降生了。那孩子不愿来到人间受苦，所以一生下来便啼哭。”裴绪大笑。孙思邈本就精于针灸，对产妇如何进行针灸、刺激哪些穴位，自然是有科学道理的，只是讲故事的人不明白罢了。

　　孙思邈总结了唐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为后人留下了《千金药方》、《千金翼方》等，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对祖国的医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后人尊为药王，青龙山下，至今有药王庙，每年三月十六日是药王庙庙会日，附近群众都赶会，祈求药王保佑一年家人健康平安。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字东壁，号濒湖，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李时珍所撰写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瑰宝。

　　李时珍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不畏权贵，所以在民间有很好的口碑。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著作里有大量错误，有的甚至将几种药物混为一谈，不予区分，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正，随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于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在李时珍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重修本草，重修中国的药典。公元1552年，李时珍断然决定不再以开业行医为主，而要集中主要精力，完成重修本草的伟大理想。《本草纲目》的编纂过程，也是李时珍独立完成一项伟大科学事业的过程，整整历时46年才最终完成。为了编纂《本草纲目》，李时珍到各地进行考察，他进深山入老林，甚至请教游医和农民，不仅对每一种草药都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而且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民间偏方。

　　李时珍广泛收集古药方，博采众家之长;面对浩瀚的古籍以及民间秘方，李时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惜以身试药。在李时珍之前，中医药界不知道曼陀罗花到底是哪种植物了，直到李时珍到武当山访问药农，才重新判定了这味重要的药物。李时珍在当地了解到，武当山有一种叫做风茄儿的药就是曼陀罗花，为了判明曼陀罗花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功能，李时珍拿自己的身体做了试验。传说中描写曼陀罗花，“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意思是能使人产生幻象，神乎其神。而李时珍试验的结果是“予尝试者，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李时珍采来曼陀罗花后酿成酒，喝到半醉半醒之间，找一个人在自己面前哈哈笑，这时李时珍会跟着一起笑，否则无用。李时珍冒着生命危险，验证出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必须有外界的引导，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神奇。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本草纲目》赞不绝口，称它是“十六世纪中国百科全书”。达尔文在研究进化论的过程中有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环境下的变异》这是一篇经典性的论文，文章里引用的资料就来自于《本草纲目》。由此可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所收集的资料，对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启发。研究李时珍的著名专家唐明邦教授曾经这样评价李时珍，“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医学、药学、博物学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坚忍不拔，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救死扶伤，与人为善的高尚医德。”

　　2.现代医德楷模

　　施今墨(1881～1969年)，浙江萧山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施今墨13岁时跟随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后来在北京悬壶行医，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他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所以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疗效卓著，于是名声远扬。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刚巧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有见效，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收回成见，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1932年，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1949年，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施今墨医德高尚，对病人充满爱心。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还对学生们说：“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低他人。有病人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他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的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他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当他79岁高龄时还写下：“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总理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化、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被制作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蒲辅周(1888～1975年)，四川梓潼人。其祖父为医生，辅周初习儒，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改从祖父习医，18岁时即悬壶应诊，同时又深入钻研《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后迁成都行医，因医术益精，名噪一时。1956年调到刚成立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任职，任该院副院长，并被选列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病的“御医”。蒲辅周除了精深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外，医德也是众口皆碑。

　　1949年前成都名医不少，各有专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皮肤、花柳、收疮接骨等应有尽有。名医们各有气派，有的诊费昂贵，平民百姓不敢问津。但蒲辅周平易近人，既有慕其医术而来的显贵，也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城市贫民。他的医寓也不似一般名医们那样高大宽敞，仅仅是一所不起眼的民房，房前街道两侧一边停放着无数中下层病人临时雇来的陈旧黄包车，一边停放有钱人的私家车，因此很容易找到他的医寓。

　　蒲辅周从来是黎明即起，洗漱后便开始为早来的病人诊病，早餐经常是在诊闲时匆匆喝一小碗蛋花汤。他坐在堂屋正中的木圈椅上，前面是一张陈旧洁净四面有抽屉的方桌，左面和下方坐的是他的两位专开处方的高徒，右方则是供病人就诊的圆凳。堂屋及过厅两侧便是坐满了候诊病人的长木椅，病人以到的先后次序就诊不分贵贱，只是病情严重、呻吟不止的病人，蒲辅周则提前为之诊治。蒲辅周的诊费是随病家自给，轻轻扫入其胸前抽屉中，三角五角，一元五元，甚至有一次付几十元的“高贵”病人。但对衣衫破烂的穷苦病人他不仅拒收诊费，还要在处方上盖一个“凭此方到鼓楼北三街庚鼎药房捡药不收分文”的印章。有几次，穷苦病人向蒲老随地磕头感谢救命之恩，蒲辅周总是慈祥地用双手扶起病人安慰道：“再来吃付药就好了。”对于同乡人，蒲辅周坚决不收诊费，尤其是学生，他总是非常和气地说：“要好好用功读书，这钱就留做零用吧!”蒲辅周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依病人看毕为止，他诊病的速度惊人，辨证施治准确，诊脉时便可说出病人的病痛，问病人还有什么病状，看舌苔后即指示徒弟按他说的汤头加减处方，然后经他审阅后交病人。两个徒弟轮流忙着开处方，因此他才能为众多的病人治病。不知多少穷苦平民在他免费送药的诊治下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1945年夏末，成都连绵大雨，街巷庭院积满了水。许多小孩患麻疹，发烧不止，疹毒在皮下隐伏，发不出来，医生们用辛凉宣透法医治，不见疗效，患儿丧生者与日俱增。蒲辅周心急如焚，默思苦索几个夜晚，突然从中医运气学说中得到启悟，断定此次成都小儿麻疹，与多雨湿热的季节气候有密切关系。于是改用温化之法，在方药中加进麻黄一味，使患儿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此法推广，均获奇效，为防治麻疹病立了奇功，被传为佳话。此后，蒲辅周又闻梓潼霍乱流行，日死数十人，即将自己平日积蓄和藿香正气丸处方寄去，嘱咐家人将处方多多抄写，公布各乡;汇款用来购药，按方配制，分成小包，半价散发，贫困者则分文不取，乡人深感其德行。蒲辅周这种济世救人的高尚医德，值得人们怀念，真是“其人虽仙逝，美名永流传”!

　　裘法祖(1914～2008年)，我国著名外科学家，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称为“裘氏刀法”。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4年，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一个“书香世家”，18岁那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结业后，赴德国求学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最优秀成绩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被留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8个月之后，他做了从医后的第一例手术，那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可病人四五天后去世了，他心里非常难过。尸体解剖证明，手术没问题，不是他的责任。然而，他的导师讲了一句话“她是4个孩子的妈妈”。这句话刀子一般刻印在他的脑子里，这使他终身难忘，深深地影响着他日后60多年外科生涯的作风和态度。裘法祖因此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见过这样一幕：裘法祖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裘法祖曾接待一老妇来诊，病人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久久不放，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过我的肚子检查。”

　　1947年，裘法祖回国并在上海从医。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前来就诊，她在10年之前剖宫产后常常消化不良、便秘，同时腹痛。当时没有超声波，裘法祖依靠自己的经验，反复检查她的腹部，摸到一个成人拳头大的包块，开刀后一看，眼前的景象使裘法祖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条手术用的布巾，缩成一团，被肠襻牢牢包裹着。这异物在腹腔留滞竟达110年之久。这件事使裘法祖深为感叹，认为“虽然罕见，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医生在工作当中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造成病人多年来的痛苦。一个病人愿意在全身麻醉失去知觉的状态下，让医生在他肉体上动刀，这是对医生寄予了多么大的信任啊，理应赢得医生以亲人的态度相待”!

　　他于2001年获得的中国医学基金会颁发的全国“医德风范终身奖”，这个奖项旨在表彰医德医风堪称全国楷模的老专家，裘法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

　　有一位大夫，在产房里度过了50多个春秋，她亲手迎接了5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这个不曾做过母亲的伟大女性被人们尊称为“万婴之母”。虽然她没有自己的儿女，但她是最伟大的母亲。

　　这位大夫就是被人们誉为“卓越的人民医学家”、中国妇产科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原主任林巧稚。在林巧稚从医的几十年中，病人永远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从未变过。

　　1901年10月，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林巧稚很早就确立了一个理想：怀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1921年夏天，20岁的林巧稚离开了家乡，乘船来到了上海，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林巧稚从在协和做见习医生起，见到产妇疼痛，就会主动伸出双手抚慰产妇。有时宫缩来了，产妇屏住气，会把林巧稚的手捏得青紫肿胀，而她一声不吭。

　　一份50年前的病案，记载着一个特殊的病例。那一年，一位连续4胎都夭折的草原妇女，向林巧稚发来了求救信，她怀上了第5胎。林巧稚从信中判断，这可能是可怕的新生儿溶血症，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而此时，病人已经怀孕7个月了。那时的林巧稚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妇产科专家，做这样没有把握的手术，要冒很大的风险。而林巧稚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个妇女已4次经历丧子之痛，不能让她再一次失去孩子了。林巧稚领导着一组医护人员，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终于从死神的边缘拉回了这个新生儿，圆了一个草原妇女做母亲的梦。

　　有人说，林巧稚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不管产妇怎样地焦躁痛苦，只要她走过去，拉着手说上几句话，她们就都会平静下来。

　　从事妇女儿童健康事业的林巧稚，终身未婚，孑然一身，不停忙碌。医院和病房就是她的家，她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产妇的一声不寻常呻吟，她便会敏感地听出来。外出开会回来，她首先去看的是病人。

　　在林巧稚看来，作为一个医生，既然病人把生命交给了你，你就要尽心尽力，负责到底。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她总是下班最晚，离开医院前还要到病房里巡视一遍。当实习大夫时，她就知道为产妇哪怕擦擦汗、拉拉手，都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成为著名专家后，她还是愿意摸摸病人的头，掖掖病人的被角……她的一启齿、一举手、一投足都体现了对病人深切的关爱和理解。

　　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的郎景和回忆说，林大夫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成功奠基了妇产科领域中的几个亚专业或者亚学科，比如说产科、妇科，以及妇科肿瘤、生殖内分泌、计划生育等等。

　　年近八旬的林巧稚，这位为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提高生产和生命质量而奋斗不止的科学家，由于长时间高负荷工作，耗尽了所有的精力，最后终于病倒了。

　　在轮椅上、病床上，她开始写作《妇科肿瘤》。4年的时间她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专著，这是她一生为我国妇婴健康付出的最后努力。

　　1983年4月22日清晨，林巧稚在昏睡中发出呓语，急促地叫喊：“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她慢慢平息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个，真好!”

　　这是林巧稚留下的最后的话。

　　吴孟超，1922年生，肝脏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

　　多年的外科手术生涯，给吴孟超的手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标记：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向后凸起，指尖习惯性地向大拇指方向微微蜷起，而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却向无名指方向与第二节形成一个近直角的弧度。所以当他摊开手掌时，如果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型，这就是被朱镕基同志称为“国宝”的手!2006年1月9日，吴孟超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接受了胡锦涛总书记颁发的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证书。就这样一位外科权威却向病人奉献着天使般的温情。

　　一天，吴孟超像往常一样开始查房，在一位老人的床前，他停下了脚步。老人紧闭着双目，肝癌消耗了他的血肉和精神，枯瘦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吴孟超摩挲着老人瘦得皮包骨头的双手，和颜悦色地说：“您感觉怎么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说完，吴孟超蹲下身仔细地查看老人的导尿管，还吩咐值班医生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术后老人进食困难，连稀粥都难以下咽。吴孟超又来到老人的床边：“老人家，不吃饭可不行，怎么都要吃一点!”他边说边端起稀饭，一勺一勺地喂老人。平时走路都要小跑的吴孟超，此时却像个慈爱的母亲般有用不完的耐心。他像哄孩子一样哄着老人，老人张开嘴，边吃边流眼泪。二两流食，吃了半个小时，食后老人瘦削的脸上重又显出生命的光泽。很多人都以为这老人肯定大有来头，忍不住互相打听。却得知这位老人既不是富商大贾，也不是高官权贵，他只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浪汉!老人告诉大家，他不过是在好心人的指点下，来吴孟超这里碰碰运气。

　　每年，吴孟超都要接待很多像老人一样来“碰运气”的病人，有农民、有华侨、有下岗工人、有学生……他们或贫苦、或富有、或平凡、或显赫，可吴孟超从不问他们的身份。在吴孟超的眼里，病人只有病情轻重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沈锋是吴孟超的得意门生，有一次吴孟超把沈锋叫到走廊里，拿着一份病历说：“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沈锋一看，这是一个浙江农妇的病历。沈锋只是按照常规给病人用药，他很奇怪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问。“作为常规术后感染，现在大家都用先锋6号了。也就给这个病人用了。”沈锋回答说。吴孟超沉下脸，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什么不用氨苄青霉素?过去我们也常用，效果不错又便宜。你是个大夫，要多为病人考虑考虑才对!”

　　在一次手术中，沈锋一不小心将缝合针扎在了吴孟超的手上。那一针扎得不轻，吴孟超哎哟了一声。沈锋说：“我当时吓坏了，万一老师感染了肝炎，我怎么担待得起!”可吴孟超只是轻声对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紧，你们年轻可得当心啊!继续缝吧。”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学生们术业有专攻，已经成为我国肝脏研究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推动着我国肝脏外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吴孟超带教硕士生80名，博士生59名，博士后21名。吴孟超所带领的学科团队已为国内外培养了1000余名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其中70%以上已成为各单位肝胆外科的学科和学术带头人。

　　华益慰病了，躺在病床上，他拿出一张1000元的存折交给妻子，存折上的名字是张秋海。华益慰嘱咐妻子一定要找到张秋海。妻子多方打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张秋海，他听到华益慰病危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他说：“我要把这个存折交给组织.让它成为教育医务人员的一个‘活教材’。”

　　1997年，张秋海的老伴患小肠癌，华益慰3次为她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临出院时.张秋海将1000元钱放在华益慰的办公桌上，转身出门，华益慰追之不及。以后华益慰找过张秋海几次，都没找到，华益慰便以张秋海的名字，将钱存进了银行，这张存折在华益慰的办公室一放就是9年。他说：“廉洁是医生的本分。贪财图利，乘人之危，根本不配当医生。”

　　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

　　华益慰是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主任，医术精湛，有“华一刀”的美誉。从医56年，华益慰始终坚守着“病人以生命相托，责任终于泰山”的行医理念。

　　1993年10月，刚刚42岁的刘树河被确诊为胃癌，千里迢迢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赶到北京，找到了华益慰，手术非常成功。1995年，完全恢复健康的刘树河调到了克拉玛依油田驻京办事处。他与华益慰建立了长久的友谊：他负责筹建的医疗协调科，每年都会将当地医院无法做手术的油田人介绍到华益慰那里。于是，华益慰的医术、医德传遍了克拉玛依油田，他成了克拉玛依油田人的好朋友。华益慰始终为病人着想。一些慕名而来的患者，挂不上他的专家号。华益慰怕误了他们看病，就在家腾出一间房，开设了“家庭门诊”，为患者免费服务。这个“家庭门诊”一开就是十几年，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兼门诊室里，常常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多年来，华益慰一直坚持每次查房都是稳稳地站在病床前，耐心地解答病人每一个问题。认真地记录下病人每一个细小变化;冬天为病人查体时，他总是先搓热手、焐热听诊器、尽量少暴露病人的身体。遇到女性病人，他都要求一名女医生或女护士在场，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每次手术后，他都不着急换下手术服，而是和护士一起把病人抬上车，送回病房。病人醒来时，他总是认真查看手术后情况，询问病人感觉，交代注意事项。

　　责任重于泰山

　　2005年7月25日，和往常一样，华益慰早早地来到病房。

　　“晓莉，我昨天做了一个胃肠造影，情况不是太好，胃的蠕动比较慢，最近就不要再给我收病人了。”华益慰悄悄地对护士长章晓莉说。章晓莉心里“咯噔”一下，不禁问了一句：“该不会是‘皮革胃’(一种凶险的胃癌的俗称)吧?”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华益慰轻声说。

　　当时，章晓莉劝华益慰不要亲自上手术台了，可他执意不肯：“这台手术是病人点名要我做的，我不能让人家失望。”华益慰清楚，这名患者可能就是自己在手术台上治疗的最后一名病人。

　　章晓莉记得，那天手术时，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由于体力不支，虚汗不停地从华益慰的额头上冒出来，但他一直坚持缝好刀口的最后一针。第二天，华益慰就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住进了病房。

　　2006年8月12日，华益慰走完了平凡而高尚的一生，享年73岁。他在遗嘱中表示将遗体解剖，贡献给医疗事业，不留骨灰。

　　钟南山，1936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4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2007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1979年钟南山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充满抱负的他刚到英国，就被浇了一盆冷水，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弗兰克教授当时也不了解中国，不信任钟南山，原本2年的留学时间，被限制为8个月，8个月做不出什么工作，就要自找出路。钟南山压力极大，因为这不仅是个人工作没着落，达不到学习目的，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中国医生的形象，关系到祖国的声誉。钟南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医生、为祖国争口气!留学期间，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他的勤奋和才于，彻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当他完成两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克教授一再盛情挽留，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2003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SARS疫情，疫情严重，很多医务工作者被感染。关键时刻，钟南山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把病情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们所来”，极大地稳定了医疗队伍的情绪。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作为防治SARS的权威专家，一方面指导参与对“非典”病人的救治，另一方面他积极投身到另一条战线：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中国发生的SARS事件，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5月28日，钟南山应邀在全美胸肺学会(ATS)上作了《中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发病情况及治疗》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专业、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论风格，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著名的CNN电视台在《今日美国》中评论“中国大陆的SARS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令人鼓舞”。钟南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势力借SARS事件丑化中国的企图，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他带领广大医务人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虽因过度劳累一度患病但仍坚持工作，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他率先摸索出一整套救治“非典”病人的方案，有效地降低了残废率，提高了治愈率，他积极组织人力总结经验，撰写论文，对全国的“非典”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段时间，钟南山既要在临床一线救治SARS病人，又要协调各地的防治工作，极少休息，身体很疲惫。老伴经常劝他少外出、多休息，甚至为此朝他发脾气，但钟南山停不下来，因为他把自己为祖国服务、为党工作的有限时间，看得比健康、比生命更宝贵!在2009年抗击新型甲流疫情中，他再次在统筹防治策略、诊断指南和临床救治等方面，为广东省及全国的甲流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钟南山“奉献、开拓、实干、合群”的精神被同志们亲切地誉为“南山风格”。广东省卫生厅专门行文要求全省医疗战线的同志学习“南山风格”。2003年6月19日，因在“抗非”战斗中表现卓越，他被广东省委委省政府授予唯一的特等功。2004年4月，又被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2009年，他又光荣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3.平谷区中医医院医德典范

　　在平谷区，有一位远近闻明的老中医，他不仅医术高超，且品德高尚，赢得了病人、同事、下属和学生的信任、爱戴与尊重，堪称医学界的楷模。

　　他，就是曾任中国性学会中医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妇科、男科委员会会员，平谷区中医院第一任院长、中医主任医师、共产党员于增瑞。

　　1967年于增瑞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要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毅然踏上了奔赴青海的列车，这一走就是8年。回到平谷后，他先后担任中医科主任、平谷中医院院长等职，1997年已退休的他，仍然以一名普通医生的身份，关心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全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不仅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更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

　　于增瑞有句口头禅：一个医务工作者要有三头，即行头、笔头和舌头，就是作为医生要有一个良好的外表，要有一幅好字，要有和病人沟通的能力，让患者在和你接触的同时，能够充分的信任和依赖你。凡是找于增瑞看病的人都会被他诙谐的语言、高超的医术所吸引，国内外有许多病人都慕名来找他看病。面对前来看病的人，不论身份高低，他都一视同仁，真心相待。尤其是对那些家境不富裕的农民更是热情有加，让他们在看病的同时感到阵阵暖意。

　　除此之外，他正直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医德医风，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倾注心血培养新人，无私的将自己从医40余载的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医护人员。许多医护人员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挑起了平谷中医事业的大梁，成为平谷区中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在4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于增瑞长期从事中医理论研究与实践，取得了突出的医学成就，编著学术著作1部，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50余篇，其医术档案收入《中国跨世纪专科名医大典》和《中国名医一万名》一书。

　　据了解，2009年年初，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还建立了“于增瑞传承工作室”。为表彰于增瑞为平谷区中医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平谷区人事局、卫生局和区中医院决定授予于增瑞“名老中医”称号，并号召全区卫生系统和广大医护人员向于增瑞学习，为全区医疗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她，曾经创建了全区首家颈腰腿疼专科门诊和疼痛治疗专科，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万余例，填补了全区在此项医疗技术上的三项空白;她承担的市中医局课题《平谷区中小学生颈椎失衡的发病率流调和防治》，万余例大样本流调在国内尚属首例。

　　她，就是200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平谷区中医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中医主任医师见国繁。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中医医疗专业的见国繁，从事中医工作21年，其中有16年是在基层卫生院度过的。2005年初，她升任区中医医院副院长，梳理了运行不畅的科室，把中医治疗手段纳入急诊和ICU，并把自己擅长的几十项中医诊治技术推广到全院，让患者少花钱、早治愈。

　　作为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无论工作多忙，她始终坚持每周出诊两次专家门诊。由于工作较多，她就利用早晚、周末和下夜班后的休息时间处理自己分管的工作，从未领过一分钱加班费。

　　近两年来，她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平谷区生态绿谷与中医养生”系列方案，推出《平谷十二果功效介绍》、《平谷粮食功效介绍》、《平谷蔬菜类功效介绍》、《平谷野菜功效介绍》和《平谷六大特色养生宴介绍》;针对当前中小学生坐姿不良引发颈椎疾病发病率高的现状，她承担了市中医局课题“平谷区中小学生颈椎失衡的发病率流调和防治”;成立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用中医技术为平谷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在她的带领下，2006年她负责的正骨科、骨外科被市中医管理局评为市中医重点专科;她主抓的针灸理疗康复科，2007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纳为全国重点专科。她还争取了12项市级和国家级合作或独立中医科研项目，填补了中医院过去没有市级和国家级项目的空白。